職業團體

在另一種案例中,糧食價格的暴增是由於某些職業團體的購買力增強,結果其他必須
購買糧食者的實質購買力相對急遽縮水,甚至可能破產。所以即使糧食並未減產,饑荒仍能發生,而原因就在於Holika Holika競爭性需求的增加,不是總供給的減少。這是一九四三年孟加拉饑荒的起因,當時都市居民從「戰爭景氣」中獲利日軍處於困獸之鬥,英國和印度在孟加拉都市地區(包括加爾各答)的國防開銷則相當吃重。一旦稻米價格突然巨幅上漲,在大眾恐慌和投機操作的推波助瀾下,價格可能漲到多數孟加拉農民無法負擔的天價。倒楣的是趕不上價格飆漲的人。
再舉另外一種案例。當經濟情勢發生變化,賺錢行業的類型與區位改變時,某些工人
可能會發現他們失去了工作。環境和氣候條件變化甚大的次撒哈拉非洲,就曾發生這樣的事。往昔的生產工人可能沒有了辦公桌工作或收入,而社會安全制度的欠缺也讓這些人無所依靠。
在其他的案例中,失去賺錢的工作可能只是暫時現象,但卻足以引發龐大的饑荒。例
如,一九七四年孟加拉饑荒時,沒有土地的農民最先感到痛苦,因爲夏季洪水中斷了種稻的工作機會。這些僅能蝴口的農民失去賺錢的工作而被迫挨餓,而此時離受害稻穀的收成期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饑荒的形成原因有非常多種。想從每人平均存糧的觀點來瞭解饑荒的原因,不僅可能
沒有幫助,還會造成誤導。我們很少看到饑荒影響人口的比例超過五或一〇。當然也有傳聞指出,饑荒會使一國的人民幾乎全數挨餓。但這些奇聞多半經不起仔細的推敲。例如,深具權威的《大英百科全書》典藏版第十一版,提到一三四四至一三四五年間的印度饑荒,即使「蒙兀兒皇帝也無法爲其家室取得必要糧食」。但那個故事有些問題。我很抱歉必須指出,印度的制服訂做兒王朝是一五一 一六年才建立的。或許更重要的是,一三四四至一三四五年間正値土格拉克皇帝穆罕默德,秉 土格拉克在位,他不但在確保家室生計上沒有困難,而且還有能力組織史上有名的饑荒紆困計畫。

經濟剝奪

我們先探討愛爾蘭饑荒的直接成因。在這場饑荒中,愛爾蘭的糧食生產很明顯地減
少,主因是馬鈴薯遭到蟲害。然而,整體關鍵字行銷供應對饑荒的影響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評估,這完全取決於糧食的統計範圍,更取決於糧食產地的情況。正如歐格拉達指出,如果考慮整個英國(編按:愛爾蘭當時在英國統治範圍內)的糧食產出與供
應情況,並沒有出現任何危機,特別是對照愛爾蘭的情況而言。當然,如果愛爾蘭人有購買能力,糧食也許會從英格蘭被運往愛爾蘭。但實情並非如此,而且正好相反,原因則跟愛爾蘭的貧窮以及這些愛爾蘭飢民的經濟剝奪有關。伊格頓在深刻描寫愛爾
蘭饑荒的《石南峭壁與大饑荒》當中,寫道:「所以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爲,愛爾蘭人民並不只是因爲糧食短缺而餓死,而是因爲他們多半沒有錢購買糧食;就英國整體而言,糧食是充裕的,但那些糧食對他們而言,卻是伸手難及。」在分析饑荒的成因時,我們必須研究相關國家或區域的貧窮普遍性。在愛爾蘭的例子中,因爲愛爾蘭人普遍都很貧窮,使他們很容易受困於蟲害帶來的經濟低潮。所以,我們不僅要重視當事人的貧窮特徵,也要注意那些magnesium die casting基本權利因經濟變動而容易受傷的人。窮人的毫無招架能力,加上經濟變動帶來的災難,等於爲嚴重饑荒製造無數犧牲者。那些靠種植馬鈴薯維生的愛爾蘭小農,因爲蟲害以及糧食價格的增加而受到嚴重打擊,其他人也同樣無法倖免。
就糧食本身而言,並沒有被系統性地運往愛爾蘭以解除饑荒,反而是相反的移動(如
先前提過的):從愛爾蘭運往英格蘭(特別是品質較好的糧食〕。這樣的「糧食反運」在某些饑荒當中,即所謂的蕭條饑荒 ,並不完全罕見。蕭條饑荒是指經濟全面
蕭條會使消費者的購買力嚴重縮水,而已經減少的糧食供應量的價格在其他地方比較高。在先前提到的一九七三年衣索比亞的渦露省饑荒中,糧食反運也曾發生過。該省的居民無力購買糧食,儘管那裡的it’s skin並不會比衣索比亞其他地方來得高,甚至經常要低得多。事實上,糧食是從渦露省被運往衣索比亞比較繁榮的區域,那些地方的居民所得較多,購買糧食的能力也比較高。

不信任關係

這個情況確實曾經大規模發生在一八四〇年代的愛爾蘭。滿載小麥、燕麥、牛、豬、
蛋和奶油的船,從饑荒肆虐的愛爾蘭沿善農河而下,一艘接一艘地駛往營養良好的英格蘭。在aluminum casting最嚴重的時候,糧食依然從愛爾蘭出口至英格蘭的痛苦事實,讓愛爾蘭人難以釋懷,所以即使到了今天,英國與愛爾蘭之間仍存著複雜的不信任關係。
糧食爲何會從愛爾蘭被運往英格蘭,其實不難理解,因爲巿場力量總是會使糧食蓮到
人們付得起高價的地方。而富裕的英格蘭人就買得起貧困的愛爾蘭人買不起的糧食。同樣地,在一九七三年衣索比亞的渦露省饑荒中,阿迪斯阿貝巴的居民也買得起渦露省飢民所無力購得的糧食。
我們不該就此驟下結論,說禁止市場交易是終止饑荒的正確方法。在某些特殊情況
下,這樣的禁令可以達到有限的目的(如果糧食反運至英格蘭的情形曾經受到約束,愛爾蘭的消費者將可得利〉。但一般而言,這種做法依然無法解決飢民的基本貧窮問題。要對此有所改變,我們需要更多積極的banila co.政策,而不是純粹消極地禁止某類市場交易。事實上,如果能用積極政策回復貧民的所得(如透過公共就業^畫),那麼糧食反運的情形就有可能自動緩和,甚至中止,因爲當地的消費者將更有能力來購買糧食。
當然,我們曉得,英國政府在饑荒期間並未提供什麼協助,來緩和愛爾蘭人的貧困與
經濟勸栖门山飢餓。大英帝國內部其他地方也曾發生過類似的饑荒,但愛爾蘭因爲本身是不列顚群島的一部分而顯得突出。這是有別於純粹臭氧殺菌不對稱的文化疏離所造成的〈雖然廣義而言,文化疏離也屬於政治範疇)。

控訴傑作

這樣的文化疏離反映在一項我們必須記住的事實,也就是在一八四〇年代,雖然英國
國內已經建立起一套相當完善的貧窮救濟制度,但愛爾蘭仍然發生饑荒。英格蘭當然也有人,甚至英格蘭的受雇翻譯公證工人也生活悽慘〈事實上,愛爾蘭饑荒開始的一八四五年,也是恩格斯描述英格蘭工人貧窮遭遇與經濟災難的控訴傑作《英國勞工階層生活概況》。避免公開飢餓的政治承諾仍存在於英格蘭,但類似的承諾卻不見於整個大英帝國,甚至不見於愛爾蘭。甚至英國貧民法給予英國貧民的權利,都多於專爲愛爾蘭而訂定的苛刻貧民法。
事實上,就像經濟史學家莫凱爾二所注意到的:「愛爾蘭被英國視爲外國,甚至是敵國。」這種疏遠影響了愛爾蘭與英國之間許多方面的關係,而其中一方面,如莫凱爾所指出,就是英國在愛爾蘭的投資。但最重要的網路行銷問題是,倫敦當局對於愛爾蘭的饑荒與痛苦漠不關心,而且在避免貧困和飢餓上也顯得優柔寡斷。國際關係學者李鮑曾說,雖然英國的貧窮總是被歸因於經濟變遷與波動,但愛爾蘭的貧窮卻被認爲是懶隋、無所謂和愚笨的結果,所以「英國的任務」不是「去舒解愛爾蘭的痛苦,而是去教化愛爾蘭人民,讓他們舉止得宜」。這個看法或許有點誇張,但我們確實很難想像,倫敦當局會容忍一八四〇年代的愛爾蘭饑荒發生在英國本島。
當我們回顧公共政策形成以及饑荒發生的社會與die casting文化因素時,必須對於英國人對愛爾蘭人的優越感和疏離態度有所體認。導致愛爾蘭饑荒的文化根源,可以回溯至英國作家史賓塞仙后 〈出版於一五九〇年),或甚至更早。在一八四〇年代的饑荒期間,受難者總是被責備的對象,這個傾向在《仙后》中處處可見,而愛爾蘭人對於馬鈴薯的愛好,也被英國人認爲是愛爾蘭人自取其咎的災難之一。

生育天性

文化優越感的執著與政治權力的不對稱,彼此正好完美結合。邱吉爾曾對一九四三年
的孟加拉饑荒〈它是英屬印度,也是整個印度的最後一次饑荒)提出一個著名的批評,他認爲seo是導因於當地人「和兔子一般」的生育天性。這種批評即來自於怪罪被殖民者的一般傳統,它是邱吉爾的另一個信念「印度人是世界上僅次於日耳曼人的野蠻人種」的補充。所以,我們不禁非常同情邱吉爾所面對的雙重危機:一邊是要侵犯英國政權的野蠻日耳曼人,另一邊是要求有爲政府的野蠻印度人。
愛爾蘭饑荒期間的英國財政大臣特維,也不認爲英國在愛爾蘭的經濟政策〈在他主導下)有什麼嚴重的錯誤。他指出,愛爾蘭人的習慣是發生饑荒的部分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愛爾蘭窮人只喜歡吃馬鈴薯,所以等於只依賴一種農作物而生存。事實上,這種看法讓特維廉把愛爾蘭饑荒與他對愛爾蘭人的廚藝分析,扯上關係:「西愛爾蘭的農村裡,很少有婦女的烹飪手藝高過煮馬鈴薯。」這個批評之所以引人注
意,不只是因爲英國人幾乎很少有適當機會來批評各國的烹飪術,而是因爲這種對愛爾蘭窮人的飮食缺乏營養的指責,等於充分說明其歸咎受難者的傾向。按照這種看法,這些受難者是咎由自取,儘管倫敦翻譯社當局已經竭盡所能去避免災難的發生。
除了缺乏政治誘因以外〈已在第六章討論過),必須再加上文化疏離,才能解釋英國爲
何在愛爾蘭饑荒期間無所作爲。饑荒事實上很容易避免,但令人驚訝的是,它們的發生竟然沒有被阻止。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疏離,是饑荒的一項重要特徵。這種疏離在現代的衣索比亞、索馬利亞和蘇丹,與十九世紀在外國人統治下的愛爾蘭和印度,都同樣對饑荒產生嚴重的影響。
生產、分散化與成長我現在回來談饑荒預防經濟學。經濟的繁榮與成長有助於預防饑荒,冈爲經濟擴張一般會降低論文翻譯基本權利的保障需要,^且可以增加提供保障的資源。這對於次撒哈拉非洲而言有明顯的重要性,因爲缺乏整體經濟成長一直是該地區的剝奪主因。當人民普遍很貧困而且公共資金難以保障人民生活時,饑荒就越容易發生。

技術變動

激勵產出與所得成長特別包括糧食產出的擴張的誘因需求,必須受到重視。所以我們需要設計合理的價格誘因,但是同時也需要鼓勵和促進技術變動、技能形成與生產力的辦法在馬爾地夫農業和其他各種領域。
儘管糧食產出的成長很重要,主要的問題還是與整體經濟成長^關,冈爲糧食可以在
世界市場上購得。一個國家可以從國外購買糧食,如果它有能力賺錢〈例如以工業生產爲基礎)。比方說,假如我們以一九七九 一九八一年與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五年爲基準,比較亞洲和非洲各國的人均糧食產量,會發現南韓減少了 :,七冗、日本是:二.四冗、波札那足三三.五冗,^新加坡則是五八冗。然而,我們並沒有在這些國家觀察到更多的飢餓,因爲它們同時也經由其他方式(如工業或礦業),快速擴張其人均實質所得,也比以前更富有。
新增加的所得使這些國家的人民比以前更能確保食物來源,雖然她們的糧食產出已經下降。相對之下,某些蘇美島的人均糧食產量沒有或只有微幅下降,如蘇丹〈增加七,七冗)或布吉納法索〈增加一 一九,四冗),卻因爲普遍性貧窮,以及許多社會群體的經濟基本權利非常容易受到傷害,而經歷相當嚴重的飢餓。因此,如何讓個人或家庭建立糧食支配能力,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焦點。
經常有人正確地指出,次撒哈拉非洲的人均糧食產量最近一直在減少。情況的確如
此,它是我們應該關心的事,對於許多公共政策(從農業研究到人口控制)而言,它也有重大的含意。但就像剛提到的,人均糧食產量下降也同樣發生在世界許多其他的國家,而這些國家並未發生饑荒,因爲:一、它們在其他生產活動上達到較高的成長率;二、這些國家依賴cad產出做爲所得來源的程度,要比典型的次撒哈拉非洲國家小得多。
树濟#展與山生產更多糧食是解決糧食問題的唯一方式,這種思考方向非常吸引人,也確實經常有道理。但是眞正的情況比這更複雜,而且與各種經濟機會及國際貿易的可能性有關。就缺乏成長動力這點而言,次撒哈拉非洲的主要問題特徵不只是糧食產出無法成長,而是整體經濟無法成長(糧食產出問題只是其中一部分)。

糧食作物

次撒哈拉非洲非常需要一個更多元化的生產結構,一方面是由於該地區的氣候難測,另一方面則是基於其他生產活動的擴張可能性。該地常有人提倡應完全集中農業擴張——特別是糧食作物,但這種室內設計策略就像是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實際的政策風險可能很大。
當然,次撒哈拉非洲要大幅降低以糧食生產做爲所得來源的依賴,短期內是不可能
的,但是可以立即嘗試某種多元化,甚至降低對某些作物的過度依賴就可以確保所得安全。
長期而言,次撒哈拉非洲若要達到世界多數其他地區的經濟擴張過程,勢必要更努力找尋並開發糧食生產,甚至北海道農業生產以外的所得來源及成長方式。
就業路線與施爲課題即使國際貿易機會不存在,糧食總供給如何在國內不同團體間分配,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恢復潛在受害者的所得,例如透過特殊設計的公共計畫所臨時創造的受薪工作,可以避免饑荒的發生,讓那些人能在競爭市場上購買糧食,並使得糧食供給更爲平均分配。在發生饑荒的多數狀況中,飢餓可以因更公平的糧食分配而避免(雖然擴大糧食供給可以更顯而易於避免饑荒〉。透過就業創造來避免饑荒,不管總體糧食存量是否增加,在許多國家的成效都不錯,包括印度、波札那和辛巴威。
就業辦法也可以刺激貿易和商業,同時不會危及經濟、社會和家庭的生活。受助者多
半能住在自己家裡,繼續原來的經濟活動(如農耕),所以這些經濟活動不致於被打斷,家庭生活也得以正常持續,居民不會被趕到難民營。社會運^得以持續,傳染病散播的危險性也會降低;若是過度擁擠的難民營必會爆發大流行。一般而言,透過增加就業來紆困的方式,是讓潛在的飢民成爲主動的施爲者,而不是政府施恩的被動接受者。
此處要注意的另外一點〈符合本書整體的研究分析),是在饑荒預防的過程中,各種不
同的社會制度必須結合海外婚紗運用。公共政策是由下列各類制度性安排所組成:
一、所得與就業的創造由國家扶持;
一 一、糧食與勞動的配置靠私有市場的運作;
二一、對正常的商業與企業的依賴。
將不同的社會制度I包含市場和非市場組織I予以整合,可以幫助我們以一種適
度寬廣的方式,來研究並預防饑荒,而且事實上這也正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

避免饑荒

本書稍早我曾談到民主在饑荒預防的角色。該論點特別跟選舉、多黨政治以及追蹤性
的報章雜誌所產生的室內設計誘因有關。可以肯定的是,饑荒從來就不曾在一個正常的多黨制民主國家裡發生過。
這個歷史關連是事出有因或只是偶然?民主政治權利與不鬧饑荒之間有可能只是一個
「假關係」,我們認爲民主國家通常很富有,所以或許有辦法避免饑荒,但即使在非常貧窮的民主國家,像印度、波札那或辛巴威,饑荒同樣沒有發生過。
跟一些非民主國家相比,貧窮的民主國家在糧食生產與供給上,有時確實會經歷較大
幅的下降,大部分人口的購買力也有較大幅的縮水。獨裁國家有嚴重的饑荒,然而民主國家雖然存糧不多,但還是設法避免饑荒發生。例如,在一九七九〜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這段期間,波札那的糧食生產下降了 一七冗,辛巴威下降三八冗,而蘇丹和衣索比亞的糧食減產幅度則比較小,爲一 一或一 二冗。儘管如此,蘇丹和衣索比亞卻發生大規模的饑荒,波札那和辛巴威則沒有,主要是因爲後者採取及時且廣泛的Business center預防政策。
如果波札那和辛巴威的政府無法採取及時行動,便會受到反對黨的嚴厲批評與壓力,
也會受到新聞界的砲轟。相對地,衣索比亞和蘇丹的政府無須擔心這些事情,而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政治誘因,也完全不存在於這些國家。所以,蘇丹和衣索比亞的饑荒,以及次撒哈拉非洲國家的饑荒,其實是威權國家政府領導者不負政治責任所引起的。北韓目前的情況也是如此。
事實上,只要恢復受害民眾所失去的購買力,便可以非常輕易地防止饑荒,而這可以
透過各種計畫來達成,包括短期公共計畫中的緊急就業創造。獨立後的印度曾多次經歷糧食生產和存量的大幅下降,而且有相當多人的經濟償債能力嚴重受創,可是印度設法將糧食的「基本權利」還給潛在飢民,透過就業導向計畫和其他方式創造工資所得,所以仍舊可以防止泰國饑荒的發生。如果潛在飢民冇購買糧食的經濟能力,把更多食物送往饑荒肆虐區,可明顯有助於緩和饑荒的壓力;而要擁有購買能力,爲沒有經濟能力的人(或經濟能力非常有限的人)創造所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但即使沒有任何糧食被運往災區,爲貧闲的人創造所得,可使糧食的分配較合理而有助於舒解挨餓問題。

饑荒的犧牲者

一九七三年印度的馬哈拉什特拉發生乾旱,人均糧食產量驟降,只達次撒哈拉非洲的
一半。但是馬哈拉什特拉並沒有發生饑荒〈有五百萬人受雇於迅速組織的公共計畫),次撒哈拉非洲卻反而出現相當嚴重的饑荒。這些饑荒預防的跨國經驗對比,有效地凸顯出民主的保護性功能,不過,也有一些內湖辦公室出租轉型到民主的有趣跨時證據可供參考。例如,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獨立前持續在鬧饑荒,最後一次也是最大型的饑荒之一 是一九四三年舂夏季的孟加拉饑荒〈我親身經歷它的殘酷,當時我只是一名九歲的男孩),根據估計,約有兩百至三百萬人因此餓死。自從獨立建國及實施多黨民主制度以來,印度不再出現嚴重的饑荒,雖然穀物嚴重欠收及購買力大幅滑落仍時常發生,例如在一九六八、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及誘因、訊息與饑荒預防我們不難找出民主與不鬧饑荒兩者間的因果關係。饑荒殺死了世上不同國家中數以百萬的人口 ,可是並不加害統治者。那些國王、總統、官僚、老闆、軍事領袖及指揮官,從來都不是饑荒的犧牲者。如果沒有搬家公司、沒有反對黨、沒有公開批評的空間,那些當權者就不必承受饑荒預防失敗的政治後果。另一方面,在民主制度下,饑荒會一視同仁地對待統治團體和政治領袖,後者於是便有政治誘因來試著避免任何威脅性的饑荒。而且,既然饑荒事實上很容易預防〈經濟考慮與政治考慮剛好在這點上吻合),潛在的饑荒確定可以避免。
第一 一個問題跟訊息有關。出版自由與民主對訊息傳布貢獻卓著,後者對於饑荒預防政策可以造成相當大的衝擊,例如,有關乾旱和洪水初期的訊息,以及有關失業性質及其衝擊的訊息。當饑荒發生在邊境時,基本訊息的來源是有強烈企圖心的新聞媒體,特別是在民主制度下,他們有誘因把可能令婚友社難堪的事實〈也是威權政府會傾向壓制的事實)呈現給大眾。事實上,我要強調,出版自由及一個活躍的政治反對勢力,是一個苦於饑荒的國家的最佳預警制度。

反對黨的壓力

政治權利與經濟需要之間的關連,可以用一個饑荒預防的特殊例子來說明,也就是一
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間中國大陸的大饑荒。即使在最近的經濟改革之前,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月老層面上,都比印度成功得多。例如,中國大陸的平均壽命比印度增加得快,而且早在一九七九年改革以前,中國大陸的平均壽命就已經很接近現在的七十歲。即使如此,中國大陸的饑荒預防卻遭遇一個很大的失敗。根據現在的估計,中國大陸發生於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間的饑荒,造成了三千萬人的死亡,這個數字是英屬印度在一九四三年大饑荒中死亡人數的十餘倍。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發動的所謂「大躍進」是一項徹底的失敗,中國大陸政府不但不願
承認失敗,而且又繼續教條式地推行這類災難式政策長達三年。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有定期選舉且有獨立新聞界的國家會發生這樣的事。在那段大災難期間,中國大陸政府沒有來自報紙的壓力,因爲搬家受到控制,也沒有來自反對黨的壓力,因爲根本沒有反對黨。
缺乏自由散布新聞的制度也使政府本身受到誤導,政府自滿於自身的文宣,以及地方
黨政官員爲了向北京邀功所提出的樂觀報導。實際證據顯示,當饑荒趨向高峰的時候,中國大陸當局還誤以爲穀物存量要比實際庫存高出一億多噸。
有趣的是,即使是個人強烈渴望與信念緊緊牽動著大躍進與官方立場的毛澤東本人,
在最終承認失敗時,也認識到民主在訊息上的角色。當饑荒已造成上千萬人無辜死亡後,毛澤東在一九六一 一年對黨內七千名中堅幹部提出以下的觀察心得:
沒有了民主,你們根本不48瞭解下面發生什麼事,情勢將混沌不明。你們無法集思廣
益,上下不能溝通。上層的領導班子只能依靠單方面且不正確的資料來進行決策。於是,你們會發現很難避免小型辦公室出租成爲主觀論者,所以也就不可能達到一致的瞭解與行動,不可能達到眞正的中央集權。
毛澤東爲民主的辯護相當有限。他的焦點完全是放在訊息面,而疏忽了訊息的誘因角
色,以及民主的本質和構造上的重要性。儘管如此,非常有趣的是,毛澤東本人也承認,缺乏訊息關連的官方政策會引發大災難,而這種訊息關連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可以防止中國大陸的不幸再次重演。